曾被称为被死神遗忘的印尼老人，于146岁高龄因坚持断食离世：坦言不再想活下去了
1945年8月17日清晨，雅加达的天刚泛白，75岁的索迪米约拄着竹杖站在人群里，望着红白旗帜冉冉升起。四周欢呼铺天盖地，他却只是轻轻合掌，像是为那些埋在雨林里的战友默哀，也像是在给自己半生奔波划下句号。
往前追溯整整七十五年，1870年的最后一天，他在爪哇岛一个甘蔗田边的竹屋里呱呱坠地。家里十一口人，兄弟姐妹挤在一张竹榻上翻来覆去。那时候的爪哇，甘蔗长得疯，殖民者的制糖厂日夜冒着白色水汽，香味里却掺着血汗。孩子们的乐趣是沿河放纸船、趁看守打瞌睡时偷偷捡几块散落的甘蔗渣来啃。对一个底层农户来说，活下去已经够难，更别提梦想。
大约在他二十出头的年纪，荷兰殖民当局开始加税，连家里种的香蕉都要上缴。父亲病倒后，家里日渐凋敝，他曾去制糖厂当短工，也摆过小摊，赔了两头瘦羊。那一年，独立运动的传单偷偷传到村口，他抄起竹矛跟着乡亲进山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，他始终把那支竹矛保存在屋檐下，说那是年轻人的“命根子”。
战火绵延。1910年代，他跟随游击队从爪哇北岸一路打到巽他群山，枪声、霍乱、饥饿一起来袭。一次伏击战后，他抱着临终的战友，听对方嘶哑地嘱咐：“别让孙辈再当奴隶。”这句遗言比子弹更沉，把他牢牢钉在战线上。到1942年日军南下时，他已是白发将士，却依旧扛着老旧毛瑟步枪蹒跚前行，只因心里那句誓言还响着。
战争结束，他带着满身伤疤回到家乡。田埂上的稻穗仍在，生活却已换了面孔。他娶了第三位妻子，先后有过四个孩子。每到傍晚，他爱抱着小儿子坐在屋檐下吹竹笛，讲枪林弹雨里“死里逃生”的事，孩子们听得瞪大眼睛，问：“阿爸，真不怕吗？”他笑，却不答。那笑里掺着劫后余生的释然，也有难以言说的疲惫。
时间的手从不怜惜任何人。亲人一个个走在他前头：兄弟病逝，战友凋零；118岁那年，最后一位妻子和最小的孩子也先后离世，院子里瞬间沉寂。孙辈们搬去城市打工，只剩他守着翻新的瓦房与破旧竹矛。夜里雨点敲瓦，他常坐在灯下发呆，默数墙上影子，像在给岁月点名。
130岁上下，地方政府在一次人口普查中发现了这位“活档案”。工作人员赶来求证，他一笔一画在草纸上画出早年那座早已拆毁的糖厂：烟囱的高度、榨汁车间的木梁、通往码头的轨道都分毫不差。旁边的年轻人惊叹：“您记得这么清？”他只回一句，“活得久，就记得多。”
确认年龄的过程拖了好几年：走访族谱、翻阅教堂洗礼簿、比对旧报纸。最后，他们在1890年的一份租地契里找到了“未成年长子索迪米约”五个字，这才给他补发身份证件。电视台立刻闻风而来，146岁生日那天搭了彩棚，主持人把麦递给他。“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”老人对着镜头摇头，“不想活了，累了。”现场哗然。
台下的曾孙女凑过去小声劝：“曾公公，多吃一口吧。”他把饭碗推开：“够了。”这短短对话，旁人听来心惊。
随后几周，他先是推掉所有探视，接着只喝清水，烟却抽得更勤。护士问他是不是难受，他淡淡地回：“要走的人，烟也留不住。”医生估算，他的身体早已超出医学认知，心率依旧稳，但肌肉如枯藤。绝食进入第四十二天清晨，他安静地合上眼，脸上没痛苦，只剩深深的折痕。
2017年春，村民把他安葬在妻子和孩子旁边。墓碑上刻着两个年份：1870——2017，连石匠都摇头感叹。那支陪伴他一生的竹矛，被竖在墓旁，尖端已发黑，却仍指向天空。人们回想起他常说的话：“岁月打不败人，孤独能。”这句话像碑后的热风，翻过甘蔗叶，吹向一代又一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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